盛唐时期值得骄傲的是出现了我国文学史上两位最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艺术成就成为后世的楷模，他们的思想境界达到唐诗发展的最高峰，他们的创作活动代表了整个唐代诗坛，然而这两位诗人的作品，无论是内容或风格，都有着显著的不同。李白的作品主要是反映了盛唐时期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而杜甫诗中所反映的主要是安史之乱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和安史之乱过程中，以及大乱后人民生活于颠沛流离之中的现实情景。再加上两位诗人的经历和性格也不同，他们的诗的风格自然互异了。
唐玄宗开元元年，李白才十三岁。到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作乱，李白已五十五岁了。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安史之乱结束，而李白也就在这一年病死于安徽。他一生经历了整个盛唐时期，因此，他的诗最能鲜明地、全面地反映这个时期的精神面貌。加上李白自己又是富有浪漫气质的人，在他的诗歌里，无论是“飞扬跋扈”的盛年还是衰老悲愁的晚年，始终充满了追求理想和渴望个性解放的精神，所以他的作品就更能代表当时社会那种繁荣富庶、健康爽朗的上升气象。
李白在年轻时就好游历名山大川，写了不少歌颂祖国壮丽河山的诗篇。壮年以后，更多的作品是写对任侠和求仙的向往。任侠是表现了一种对自由而浪漫的生活的追求和对不合理社会现象的反抗，求仙则表现了他对现实生活和社会秩序的不满，要求在精神上得到高度的解放。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到长安，在皇帝身边前后住了近三年。这时唐玄宗已由励精图治转变为荒淫享乐，政治日益腐化，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逐渐表面化和深刻化。由于李白对唐王朝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罪恶有比较清楚的理解，他的雄心壮志自然也开始幻灭，于是他写了一些揭露当时黑暗现实的诗，也写了一些不肯向权贵低头折腰的诗。特别是在他晚年，由于国家的动乱和他本人的痛苦遭遇，他诗中表现社会矛盾和个人忧愁也比较多起来了，但即使属于这一方面的作品，仍旧具有他那独特的豪放昂扬的劲头和不受羁勒的反抗情绪。这就说明李白一生始终保持着他那种豪迈的进取心和顽强的生命力。
杜甫和李白不同。他比李白小十一岁，比李白晚死八年。安史之乱前，李白已是“名播海内”第一流的大诗人，而杜甫在诗歌方面的成就这时还没有显著地表现出来。杜诗中大部分为后世所传诵的名篇都是在安史之乱前夕和乱后写的。其特点主要是把当时社会从繁荣走向衰落这一过程中，人民所感受到的东西如实地记录下来了。安史之乱前夕，反映在他诗里的主要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国事的隐忧；从安史之乱起直到他贫病交迫而死，反映在他诗里的是同情人民、眷恋乡土、深刻揭露社会上种种不合理的现象等一系列的主题。这是因为杜甫一生始终过着艰难困苦的日子，才使他有机会了解到民间疾苦。这同李白诗歌里所反映的主要内容有着显著的区别。
从艺术的表现手法看，他们更是各有千秋。李白的情感永远是奔放洋溢的，他直率地唱出了内心的热忱和愿望。杜甫的感情虽也同样深厚，但表达时却比较含蓄蕴藉，不肯一语道破。如李白的《赠汪伦》：
表现自己对朋友的肫挚情谊是这样直截了当。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就不同：
真所谓满腔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写到“又逢君”便欲说还休地顿住了，更多的言外之意留给读者自己去体会。李白明快澄澈，杜甫吞吐含蓄。这正是两人风格、手法的迥不相侔处。
即使是同样的题材和同样的情感，两人的处理方法和感受过程也有极大的差异。李白诗中最常见的题材莫过于月和酒，杜甫也有不少写月和酒的名作。我们姑且从这方面比较一下。
李白一向把月亮当成亲密的知心伴侣，他对着月亮经常天真而豪爽地倾吐着恳切而炽烈的感情。他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又说：“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又说：“月出峨嵋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峨嵋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在他的笔下，月亮是那样的亲切带有人情味，是完全可以同诗人引起共鸣的。因此，他对月亮就产生了不少天真烂漫的念头，如“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古朗月行》），“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都是一个具有赤子之心的人的想象。而杜诗里的月亮恰好相反：正因为它不能与诗人共鸣，所以更引起诗人的愁闷。像杜甫陷在长安时所写的《月夜》：
在这样一首儿女情长的诗里，月亮只是作为抒发情感的媒介。它对于诗人的喜怒哀乐并不发生共鸣，诗人只是从月光的皎洁美丽联想到自己的家庭和身世，把客观的美同主观的忧愁做强烈的对比。又如另外一首《月》：
一面承认蟾兔永生不灭，一面却责备月亮对人世的无知，不能体会诗人内心忧国思家的辛酸苦痛，因而月光的皎洁澄澈反而成为无可奈何的、多余的东西，无怪诗人终于吟出“中天月色好谁看”（《宿府》）的诗句了。杜甫对月亮也发挥过想象力，他说：“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像嚬青蛾。”（《一百五日夜对月》）可是这里显然包孕着强烈的憎嫌意味，有更浓厚的现实寓意。这种深刻细致，然而曲折吃力的写法比起李白天真烂漫的歌唱来，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李白和杜甫都是一生不离酒的人，可是两人在诗中所表现的饮酒情景却各不相同。李白有过肥马轻裘、挥金如土的生活，所以他说：“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下同）而杜甫即使在比较得意时也要“朝回日日典春衣”，才能“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而最初困居长安时，只有“日籴太仓五升米”（《醉时歌》，下同），才能与好友郑虔勉强一醉。李白一向以“痛饮”出名，他“会须一饮三百杯”；可是杜甫却说：“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这显然与李白的放达坦率不同，而是在处境窘厄的沉重压力下，经过艰苦的挣扎之后得到的暂时解脱。李白晚年在安徽过着非常愁苦的生活，但他那“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的狂傲本色并未消失。我们读到他“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句子，依然为他那洒脱的神采和恢宏的气度所感染，觉得即使是他的烦恼忧愁也都赤裸裸地毫无假借，而杜甫在他的名篇《登高》的后四句里所表现的情感却曲折复杂多了：
身去故乡万里，过着多年漂泊的羁旅生涯，又遇到百物凋伤的秋天，自己一天天老了，身体又非常衰弱，偏偏一个人孤寂地来此登高凭吊……这些条件凑到一起，怎不令人感到“艰难苦恨”而白发日生？读者会问：为什么不借酒浇愁呢？可是谁又能想到诗人刚刚把酒杯放下！这时简直连酒也无法使他解脱了。李白写酒，往往是意境高超渺邈，远离尘世；而杜甫在这四句诗中所体现的意境则是幽邃深刻，入木三分。
此外，李白说“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杜甫却说“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李白自比为大鹏和骏马；杜甫却说“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这一切，都反映出两个诗人不同的面貌。用李白自己的话说，他的诗是“清雄奔放”，“光明洞彻，句句动人”；杜甫也说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而杜甫的诗虽没有李白那样天马行空，不可羁勒，却以“沉郁顿挫”见长，显得更有潜力，更有后劲。杜甫说他自己“语不惊人死不休”，可见他自己也承认是以功力取胜的。我们正应该从这些地方去分析李、杜的区别和他们各自具有的独到之处。
吴小如（1922—2014），原名吴同宝，曾用笔名少若，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吴小如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受业于朱经畲、朱自清、沈从文、废名、游国恩、周祖谟、林庚等著名学者，是俞平伯先生的入室弟子。吴小如在中国文学史、古文献学、俗文学、戏曲学、书法艺术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被认为是“多面统一的大家”。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著有《古典诗文述略》《京剧老生流派综说》《古文精读举隅》《台下人语》《今昔文存》《读书拊掌录》《心影萍踪》《莎斋笔记》《常谈一束》《霞绮随笔》及《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吴小如卷》等，译有《巴尔扎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