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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何
本文编辑：菲尔小誉
第一章 秦国人与罗马人
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２３１年），秦国向东方六国发起最后一击，前后仅十年，连续攻灭韩、赵、魏、楚、燕、齐，就结束了长达五个世纪的血腥厮杀。统一了，胜利了，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
自盘古开天以来，这样的天下一统尚属首次。摊子已经铺得如许大，如何才能长治久安？对于没有任何前车之鉴的秦国人，成了比打仗更棘手的难题。
正所谓”大有大的难处”，无独有偶，在地球的另一边，大致与此同时的罗马帝国，也正在被”大”的问题所折磨。
晏绍祥、李隆庆合编的《世界通史－古代中世纪卷》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从台伯河畔的一个蕞尔小帮，变成了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罗马的疆域迅速扩大了，罗马的制度却没有尽快作出相应的调整”，还是公元前三世纪那一套只适合城邦的民主共和制。
被罗马征服的人民遍及三大洲，文化传统、开化程度、生活方式均相去甚远。罗马的公民大会制不但难以被接受，更不可能让人们从遥远的西亚或非洲跑到罗马去投票。、行省则是带有强烈种族色彩的奴隶制。寡头、元首、军阀夺权轮流上场，直到灭亡，也没有找到济世良方。
这方面秦国人比罗马人要先进得多，对于他们来说，制度上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统一以前，秦国的兼并蚕食已近百年。起先，他们会驱逐占领区的原住民，从秦国腹地迁移人口过去充实。如”惠文君十三年使张仪伐取陕，出其人与魏”①。后来扩张过快，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秦民外迁了，便改为保留原居民，从新设立郡县，如”惠十三年，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①，并在当地推行秦制度。
百余年间，并没有出现问题。秦国陆续占领赵、魏、韩、，人民多迅速归化，极少反抗。并且还成为秦军的兵源。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中，赵括被秦军包围后，秦昭王亲赴河内郡”赐民爵各一级，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② ，用以狙击赵国援军和粮草。
而这个河内郡（河南省北部，，著名的汲县魏墓《竹书纪年》，就是在这里出土的。秦昭王十九年（公元前2８８年），穰侯”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余”③以其地为河内郡，归属秦国才二十多年。
所以，象”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推行郡县制度、统一法律等等措施，一直冠为秦始皇的”功绩”。其实在之前一个世纪的扩张过程中，早已多次重演过。而除此之外秦国已有的一套经济、社会政策，当然也在推广之列。
如前文曾提到，把各国豪强从其原有土地上强制移民关中地区，就是推行国有土地制度的手段之一。并且在统一后不久的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下令“使黔首自实田”④ ，也就是让百姓根据国家规定的数额自己占有田亩。
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土扩大数倍，以老百姓自行申报，节省政府丈量土地授田的工作量，同时也证明各国原有的土地所有权已不再被承认。这条法令中仅提到“黔首”，说明对有军功和官爵的人的授田依然是受国家严格控制的。
这样看起来，一切似乎进行得很顺利，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 不是，问题不但有，而且还很严重。
①《史记·秦本纪》
②《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③《史记·穰侯列传》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二章 那时的””
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年里，曾经多次陷入，再从新统一。但无论是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也好，还是五胡乱华，蒙古、女真人入侵时期也好，彼时的已经是个具有统一的核心文化的。由割据走向统一，归根结底只是谁坐龙椅的问题，而于封建体制下的社会与文化，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的。
但是公元前２２１年”六王毕，四海一”以前的，可完全不是后来的那个样子。那时的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她通常叫作”天下”，也就是当时人眼力所极的全世界，其状态颇似近代的欧洲。
在上古时代的语言中，””一则指天子都邑，如南朝裴骃《史记集解》云：“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二则，乃西周封于黄河中下游地带的合法诸候国通称。荆蛮首领楚王熊渠就愤愤地说过：“我蛮夷也。不与之号谥”①。秦国也一样：“秦穆公辟远，不与会盟”。②
虽然上古夏、商、周三代从来被称为”王朝”，但它们也不能作为的代称。夏代无信史可征，商、周时期裂土分封，许多受分封的领主，原本是土著氏族的首领。受封，也只不过如同”奉子成婚”，走个承认既成事实的过场罢了。
彼时万邦林立，各行其政。天子作为一位盟主，王令不出畿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过是虚饰的广告词而已。从甲骨文的出土，以及近年来试图证实传统”王朝”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得出的考古与研究结论，反而越来越引向相反的结论。
夏、商、周，与其说是按顺序排列的改朝换代，倒不如说只是文化上的传承。作为方国它们很可能存在于同一时期，只不过是在众多氏族方国中称王称霸的时代有先有后而已。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还分布许许多多文明程度与之相当的”国”，他们来源不同，文化差异很大，甚至人种也不太一样。
从新石器时代起，在就已经出现了不少地域差别明显的文明中心。除黄河中游外，比较发达的有今天的内蒙、辽宁，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北甘青地区，西南地区，用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的话说，是如 “满天星斗” ③。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古蜀国文明，据研究是与夏、商同期，甚至更早的文化中心，虽然它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独立发展的特征更加显著。
古蜀国文明因为地处偏远，遗址得以完整保存，但它肯定不会是个特例，可以推断同样发达的文明应当不在少数。由于《春秋》这样的史籍出自周室近宗的诸侯国，对周文化圈外的基本不提或一笔带过，但其中还是有很多蛛丝马迹可寻。
两周时期，周文化向四周的扩张渗透，比夏、商时期更进了一步，但东夷、百越、南蛮、西戎、北狄等各种各样的”非主流”人群，依然定居在当时的大部分地区，甚至在中原腹地也是”夷夏杂处”。
这些少数族裔，由于周室衰微，在春秋时期发展相当迅速。先后有立国称王的楚、吴、越，还有直到战国后期才灭亡的的中山国。这些”化外番邦”所带来的，首先是文化的冲击。连当时的文化经典《诗经》里都紧张地说：“《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微（衰弱）矣”。④
难怪，齐桓公一提出”尊王攘夷”，就引起巨大共鸣，使他成为霸主。而孔子也长出一口气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充分说明了当时多元文化竞争所带来的压力。
沧海桑田，春秋战国的兼并融合，持续了漫长的五个世纪。这期间，种族文化的差别逐渐缩小，以文化为核心的意识却开始萌芽。战国七雄，基本都有从各自的源头发展起来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再加上先秦各种思想流派的兴旺，，方方面面的因素，使得他们的国家认同感更加强烈。
所以，统一是历史的进步，是人心所向，此话诚然。可是用谁的制度来统一？是征服别人还是被别人征服？若穿越回去问六国之民，这个问题你至少能得到六种答案。而且战国末期一系列血腥残酷的战争，已足以说明：这可是个你死我活的问题。
①《史记－楚世家》
②《史记·齐太公世家》
③苏秉琦《文明起源新探》
④《诗经－小雅－六月序》
第三章 统一以后的难题
秦的统一，之所以与后世王朝的统一性质迥然不同，还有另外一个关键的原因。
从前文我们已经了解到，，与东方六国正在兴起的，以地主所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生态环境，有着天壤之别。所以秦向东方的扩张，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征服。从后来汉儒抨击法家的言论来看，与大陆解放以后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何其相似。这就更给秦的统一，抹上了一层侵略与征服的色彩。《史记·天官书》提到这段过程，语气上便很贴切：“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
意识形态的输出，必须与文化输出相配合。这在现代的世界中亦不难找到现实的例子。所以”兵灭六国”、，只是”新长征的开始”。真正的统一，必须是文化的统一。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上下两千年，华夏文明的典章文物，礼仪制度，不知同化了多少外来的征服者，把他们融化在大的土地上。要把六国的人民变成秦王朝的人民，也只能走同样的路。
可这一来就要了命了 －秦国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文化。
秦国早先“僻在雍州，不与诸侯会盟，夷狄遇之。” ① 野蛮落后，倍受歧视。之后来了商鞅，秦国在法律、经济、制度、行政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斐然。可商鞅”燔诗书而明法令”，就是不让学文化。
这时候在东方，人们都在忙什么呢？ 齐威王在国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所建”稷下学宫”，“致千里之奇士，总百家之伟说。” ② 其兼容百家。其学术自由，言论开放的风气，与连酒都不许喝的秦国截然相反。
后来齐缗王时期，齐国势衰，文化中心移到赵国之都邯郸。“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③。从此“三晋不仅是法家的摇篮，而且也是名家和纵横家产生的地方。”④ 到战国末期，东方已经形成了儒家之”礼”为核心的齐鲁文化；受北方游牧影响、粗犷豪迈的燕赵文化；南方尚巫鬼、浪漫奔放的楚文化。
而秦国什么都没有，只有”以法为教，，如果那也能算一种”文化”。百家争鸣的诸子，没有一个出在秦国。春秋战国时期在文学、思想、艺术上的成就，秦人一样也沾不上边。
所以也就难怪秦一直被中原各国视为”虎狼之国”，连同出于蛮夷的楚国人都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⑤ 人们普遍对秦国鬼子缺乏好感也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公元前２６３年，韩国把上党郡割让给秦国，就是因为“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 ⑥ 因此直接引发了惨烈的长平之战。
这种文化上的不认同，不可避免地令的亡国之痛更加刻骨铭心。《史记》载秦始皇三十六年，一颗陨石坠落在东郡（今河南省东北部，故魏都大梁，濮阳、黎阳，并是魏之东地，故立郡名东郡－《史记索隐》）当地老百姓便偷偷在石头上刻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充分说明了六国之民对秦统一的离心力有多么强。
看来，战场上的厮杀是沉寂了，文化领域的成败依然使新王朝的命运悬于一线。怎么办？满清入关以后，以一个原始落后的游牧，能迅速吸收并融合到先进的汉文化里去。这一点更难不倒秦国人，打仗都不怕，还怕学文化？
在统一王朝建立之始，秦始皇对于解决文化差距问题采取了积极步骤。他“悉纳六国礼仪”⑦，还建立了一套”博士”制度。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 。这些博士官禄六百石，定额约七十人。齐威王的”稷下学宫”有 “稷下先生千有余人。” ⑧ 秦国博士人数差得很远，但“稷下先生” 是纯粹的学术职称，“不论职而论国事” ；而博士们有职责参与廷议，讨论宗庙典礼、功赏罪罚、法制民政、甚至大臣们的表现评估。
这些博士们的来源，籍可查考的，大都来自东方，尤以齐人为多。建议分封”子弟功臣”的博士淳于越是齐人，后来为汉高祖刘邦”制礼乐”的叔孙通，亦赫然在列。这一点反映出秦在统一之初，对盛兴于齐的礼教文化采取了吸纳和包容的态度。博士们要“掌通古今”，这原本是儒家之所长。可见从商鞅开始的“壹教”、“壹言”之法家原则，到此时出现了相当大的转变。：这种博士制度，是秦始皇“统一后，对新的统治模式的尝试，，借此消弭东方的反抗情绪。”
但是秦始皇的一厢情愿，很快就碰了一鼻子灰。文化融合的努力归于失败，。当然那时候还没有这么时髦的名词，只是被称为”焚书坑儒”。
①《史记·秦本纪》
② 司马光－《稷下赋》
③《战国策·秦策三》
④ 孙开泰－《论三晋文化对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影响》，《河北学刊》，2000年第2期）
⑤《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⑥《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⑦《史记·礼书》
⑧《盐铁论·论儒》
第四章 "焚书" 非一时兴起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作为”暴君”的罪行之一，本来是早已盖棺定论的。用郭沫若的话说：”无论怎么说也不能不视为文化史上的浩劫。”① 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Cultrual Genocide" 。
但是自从写下”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名句以来，为这一”罪行”辩护的也日渐增多，至今不衰。所有的辩白归纳起来，要点不外乎两条：
第一，焚书只是焚的”《诗》、《书》、百家语”，其他实用技艺的书籍象农书、“医药、卜筮、种树之书”都没有烧。那些封建糟粕反正无用，烧了也罢。
第二，秦始皇坑的是术士、方士，而不是儒。经人考证，”坑儒”一说的始作俑者，是伪《古文尚书》里假冒孔安国所作的《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而这个伪作者，很可能是魏晋时期的大儒，西晋武帝的太傅郑冲。②
辨护方的出发点，是把”焚书”与”坑儒”分割成两个孤立的事件。”焚书”的起因，似乎是在一次“始皇置酒咸阳宫”的宴会上，博士齐人淳于越提出效法先王，分封“子弟功臣，并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③。从而引发了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弹，遂上”焚书令”，并获始皇批准施行。而”坑术士”则是因为是方士的长生药不灵，让始皇感觉上当，是以坑之。
司马迁写史，文学色彩颇浓，常不免渲染偶然性。但也是他从一开始就把”焚”与”坑”两件事相提并论：“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④ 这两件事虽然时间上有先后，，。
淳于越的分封提议，与秦国实行了一百多年的法家集权制度是格格不入的。，以儒为背景的东方文化，不但不能够适用于秦王朝的体制，而且还会对它根本否定，势将动摇一切现行制度的基础。文化融合的尝试，演变成了新一轮的儒法之争。所以李斯对淳于越的反应，不是一时兴起所为，而是矛盾积累的结果。秦始皇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焚书”，说明也是早已成竹在胸的。
那么，”焚书”究竟焚的是什么书？李斯的上疏写得很明白：”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③ 烧的第一是史书，第二是文化书，，而”百家语”，。
郭沫若在他的《读〈随园诗话〉札记》里说：”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此话是言不由衷的。事实上，至少诸侯国的史书基本烧绝了。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感叹缺少资料，”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⑤
为什么要”焚书”？”焚书”既非秦始皇的创举，也非李斯首倡，而是其来有渐，势所必然。早在商鞅变法时，已经提出过要“燔《诗》、《书》而明法令”。只是当时天下纷争，百家争鸣，为了扩大人才来源，兼收并蓄，所以这一政策没有认真实行罢了。
虽然如此，先秦时代是一个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的时代。，“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⑥，法家人士对此是深为警惕的。孟子说当时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实际上还包括儒家。所以法家的思想敌人首推儒、墨。法家精神领袖韩非子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战国时代的”侠”，就是墨家信徒。
当然，与法家最势不两立的，还当属儒家。韩非子就明指儒术为“愚诬之学”，“贫国之教”，“亡国之言”，并把“儒者”直指为”五蠹”之一。商鞅所以要“燔”《诗》、《书》，就因为它们是儒家的””。李斯要烧诸侯史书，就是因为它们是儒者”以古非今”的武器。
从变法到统一，思想禁锢也经过了一个渐进成型的过程。《韩非子》一书同其他先秦典籍一样，并非成书于一时，所以从其中可以看出法家对知识份子态度的演变。从一开始单挑儒家，发展到后来只推崇“智术之士”或“能法之士”，而摒弃所有其他学说，一切以法治思想为中心，“明主之国, 无书简之文, 以法为教” ⑦。随着秦国法家制度的一步步完善，对思想与言论的禁制也越来越严密。
虽然秦朝统治者曾一度试图与儒家思想妥协调和，但他们很快发现，奉行“礼、乐、诗、书”，主张”崇古”、”复礼”的儒家学说，与法家“当时而立法，。而且儒家的宗族宗法观念，对于以法制国为灵魂的秦国制度也是最大的威胁。
所以细观李斯的”焚书”建议，基本上是对一百年来法家文化政策的总结和重申。但由于统一以后形势的变化，限制范围已扩展到了除儒学以外的”百家语”，而且惩罚更加严厉。”坑儒”的行动实际从这时就已经开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③
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
② 朱渊雷－《“焚书坑儒”新说》
③《史记·秦始皇本纪》
④《史记·儒林列传》
⑤《史记·六国年表》
⑥《孟子.滕文公》
⑦《韩非子·和氏》
⑧《商君书·更法篇》
第五章 被“坑”者何人
那么”坑儒”的受害者，又到底是些什么人？是否真象很多人说的那样，”坑”的是方术之士，而不是儒生呢？
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现今我们对”方士”、”术士”的理解，以为他们只是求仙学道，算命打卦的那些人。但是在两汉以前，这两种人的定义跟后来是很不一样的。
”术”多指学业专长，或军政谋略。正如三国魏刘劭 《人物志·八观》所云：“术士乐计策之谋” 。在先秦时期，求官问禄的知识分子奔走于诸侯之间，推销治国之术。这些人皆称为”术士”。
像商鞅、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就自称：“法术之士” 。《韩非子·人主》有云：“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 以合纵连横而显达的纵横家，如张仪、苏秦等人，自然也是”术士”。连游说各国的孟子，也应该算作”术士”，因为他贩卖的是”儒术”。西汉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里，还在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说法。
而”方士”之”方”，原意为“方册”或“方策”。《礼记·中庸》有：“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郑玄注：“方、版也；策，简也。” 所以“方”亦即书，“方士”也就是书生，与”术士”一样，从广义上代指所有持一家学说的知识分子，其中自然也包括儒生。只不过在汉以前，孔孟之道还并不以儒为名。那时的儒者，主要指精通古代礼仪者，并仅活跃于齐、鲁之地。
“方士” 、“术士” 一开始只是“同出而异名”，前者还稍带行些医术，然而很快演变为以炼丹采药、修仙不老之术为职业者；后者于汉代以后亦步其尘。要明白这一转变，不能不提到兴起于战国后期的阴阳五行家和他们的鼻祖邹衍。
战国时代诸侯争强，而儒者迂阔，多不周急务，所以不很受待见。孔子、孟子周游列国，处处碰壁。其他名不见经传者，前途暗淡可想而知。是以到战国后期，许多孔孟传人便已改换门庭，或转修左道，以图打开仕进之门。例如法家的韩非、李斯，就都是孔孟后学荀子的门徒。而阴阳家的始祖邹衍，早年也是在齐宣王的稷下学宫专攻儒术，因为没有出路，便改行创立了一套阴阳五行，德运终始的学说，果然发迹。
虽然汉以后的人直接把邹衍列入《方士传》，但西汉时人依然把他归为儒者，如《盐铁论·论儒第十一》云：“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 司马迁也说邹衍的著作：“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 ，根子里还是儒家那一套。
只不过邹衍善于拿天命、运程之玄虚作包装，而且还似乎会点小魔术，令到“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 ① 对他礼敬有加，顿时身价百倍。在齐宣王时，便“赐列第为上大夫”②，后来到燕国，“燕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 ③。“拥慧先驱” ，就是抱着扫帚在前掸尘开路。如此荣耀，若寒酸一世的孔、孟地下有知，岂不要以头撞柱。
邹衍的显达，令落魄知识分份子纷纷起而仿效。《史记·封禅书》记载说：“邹衍以阻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直接道出了后来的神仙方术之士，其实原本多是潦倒的齐鲁儒生。虽然司马迁极力为邹衍辩护，但是先秦之际有名的仙术家羡门子高就是邹衍的学生。可见儒家、阴阳家和方士之间的渊源有多深。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被秦始皇全盘接纳，以为秦代周是水德代火德。董仲舒更在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出”天人感应”说，对后代封建王朝和儒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而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身边都聚集了大量的方士，。如汉武帝时那场浩大的”巫蛊之祸”，便因方士而引发。
也就是说，不论术士的奇谋善术也好，邹衍的阴阳五行也好，方士们的神仙药方也好，都是知识份子们博取王侯青睐的手段。他们的目的归根结底，。所以，从汉代王符《潜夫论·贤难》中的“诛偶语而坑术士” 到孔传《古文尚书》里的：“焚书坑儒”，都并非古人胡乱攀附。倒是今人见浅识陋，望文生义，自误而不察。
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术士这一称谓，，而那些被坑的人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批着阴阳家或方士外衣的儒者。在“坑术士” 之后，公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诸生皆诵法孔子，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 ④亦为明证。
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②《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③《史记·孟荀列传》
④《史记－秦始皇本纪》
第六章 革掉文化的命
搞清楚了术士究竟是何等样人，另一个问题也就不难解答了，那就是秦始皇为什么要“坑术士” ？
知识就是力量。秦国统一以后试图在文化领域迎头赶上，所以“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 ①建立博士制度，把文化人搜罗来做宫廷顾问和御用学者，其作用就相当于今天的政协会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而对于方士、术士们来说，他们所满足的不仅仅是歌功颂德和炼丹采药。，。因而双方的矛盾不可避免，蜜月很快就要结束。
秦始皇对于术士们由期望到失望，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携众官及七十名儒生博士登泰山，欲行封禅。此行儒生博士们的职责，是为了制定封禅大典之礼。秦始皇封泰山，本来就是受术士们的五德终始论所鼓动。但是到来泰山脚下，儒生谁都不清楚封禅仪式到底应该怎样，”议各乖异”，莫衷一是。皇帝一气之下，”绌退儒生”，自行带领高级干部上山去封禅。可巧遇上暴风雨，搞得一行很狼狈。这时被扔在山下的儒士们因“不得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 ②
“讥之” ，历来是封建文人改不了的习惯，但这一点犯了秦王朝的大忌。要知道”焚书”的时候，首先烧的就是列国史书：“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③ 秦始皇这次对儒生们的讥笑的反应如何，史书未提，应该是哑忍了。但他的忍耐显然是有限度的，当知识分子讥刺朝政之风愈演愈烈的时候，悲剧终于发生了。
其实在《史记》里，方士侯生和卢生逃跑的原因，有他们自己的一段对话说得明白：“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而秦始皇得知之后，最为震怒的就是他们私下针砭时政，“为訞言以乱黔首”， “於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 告引什么呢？当然是诽谤言论而不是长生药的秘密。“坑术士” ，也是因为“以古非今者族”的法令没有起到足够的阻吓作用，而必须杀一儆百的措施。
所以，焚的是什么书、坑的是儒生，还是术士， 纠缠于这些细节，不如认清这场运动的实质。
秦国自孝公之后，限制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其方针是一以贯之，。秦人统一天下以后，试图以文化调和来达到文化思想的和谐统一。结果此路不通，，亦为钳制思想的法家意识形态所不允许。只好回到《商君书》“壹教”、“壹言”的老路上去，把文化彻底扫除，这就是”焚书坑儒”的起因，与现代的””颇有些遥相唱和的意味。
秦国作为征服者，没有自己的文化去同化被征服者，却又不能够象北魏拓跋氏和满清一样，迅速融入中原文化。在秦统一之前，文化毕竟还有避难所，例如上文所讲到的”稷下学宫”和赵都邯郸。一旦天下一统，”焚书坑儒”，文化就再没有了容身之处。文化的隔阂与冲突就只好在帝国的内部用强力压制住，这对削减人民的亡国意识自然是不会有任何帮助的。
不过，秦国毕竟有它制度上的优势，，效率极高么？假如把稳定维持过一两代人的时间，是否能象满清的统治一样，有消除文化隔阂的可能呢？秦王朝清除了一切旧的文化，假以时日，它是否能够另僻蹊径，创造生出一种新文化呢？果真那样，其后两千年的历史就要会大大改写，今天的会不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
可惜命运最没有耐心，时间也不是秦王朝的盟友，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了。
原本，六国之民虽然都对秦朝的征服有深刻的亡国之恨，但战国末期六国之间也在尔虞我诈、血腥残杀。世代深仇和猜忌使得他们反秦的动力不可能整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在世的时候看不到任何有规模的反叛行动。但是秦始皇死后，一个契机出现了。
秦二世胡亥即位时很年轻，才二十岁左右。在他的赵高赵老师的鼓励下，大量宫室、皇陵、直道、禁苑的基础设施项目同时上马，导致劳动力的不足，于是开始”发闾左之戍”④。这一下，要了秦王朝的命。
“闾” 就是居住的里巷，或更近似于今日的”小区”。”闾左”的意思，据司马贞的《史记索引》：“闾左谓居闾里之左也” 。又云，“凡居以富强为右，贫弱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尽，兼取贫弱者也。” 这也是望文生义的臆度。“闾左”为秦汉时代的楚语，并不是指真的住在左边，而是指没有任何职衔爵位的普通老百姓。泛指一个社会的基层民众。
上文提到，本来秦代力役虽不轻，但当局多使用刑徒，而尽量减少平民的徭役负担。此举既能保证劳动力的掌握，又能分化阶级矛盾。不知道为什么，这一诀窍竟没人传授给胡亥和赵高。这两个阿木林的愚蠢行为，一下子把广大刑徒和平民都推到了当局的对立面。使得本来各怀仇恨的六国遗民，因为共同利益联合在了一起。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史记.封禅书》
③《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
④《汉书.食货志上》
秦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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