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与神仙,在大多数人看来似乎是两回事。从思想上说,忠孝是儒家人伦学说的基本价值,所注重的是世俗社会的人伦关系;神仙则是道教的基本信仰和理论的最高追求,所突出的是生命关怀和精神自由。从历史来看,在数千年的社会演进中,儒家一直是国家社会的正统学说,在世俗的道德伦理建设中居主导地位,道教则是以“裨益世教”的积极态度面向社会,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并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发挥积极影响,济世以度世。
虽然,历史上有一些儒生从自己的本位出发,批评道教有“怪力乱神”之嫌。但儒道两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和维系华夏民族的精神纽带和力量又是相互作用和补充的。因为儒道两家毕竟出于同一文化母体,在强调修身、济世等方面存在共同之处,只是不同的理论形态各具不同的表现方式。这里就两宋时期兴起的净明道以“忠孝神仙”为宗本的思想作一讨论,以增进人们对道教历史的再认识,并为道教在今天的发展寻求启示。
《太上灵宝净明洞神上品经》说:“学道有基,升仙有梯”。人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没有不行而至,凭空而就的,不然就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长久。学道和修仙同样强调要打实基础,丹道曰筑基,并找到学仙修仙的梯航。否则,既无益个体生命,又无益社会人群,河车空转,徒劳无益。《道德经》曾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么,学道之基又是什么呢?在净明道看来就是“欲修仙道,先修人道”。对此,《净明忠孝全书》中多有强调。所谓先修人道,其核心就是要践行孝道,以达至真忠至孝。
忠孝之道本于儒家。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又说:“孝子之至,莫乎尊亲”到“以孝治天下”的汉代,有《孝经》成书流传于世。其“开宗明义”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道教在《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说:“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便可为善,得为种民。”并说:“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葛洪在其着《抱朴子内篇》中则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全真《虚皇天初真十戒文》亦说:“仙经万卷,忠孝为先。”类似的经戒言论和真仙操行在道教中不胜枚举。由此可知,道教对忠孝伦常之道不仅非常重视,而且视之为修学仙道的基础。
净明道以尽忠尽孝为修仙基础,目标则是要修成神仙。《净明忠孝全书》卷三中说:“净明之道不废人事,但当正心处物,常应常静也”。净明道一方面强调为人学道要尽人道践行忠孝。《净明忠孝全书》卷二《净明大道说》开卷就说:“万物之中,惟人最贵,不忠不孝,不如豺狼蝼蚁乎。”玉真先生刘玉说:“忠孝者臣子之良知良能,人人具此天理,非分外事也”。(《净明忠孝全书》卷四)《太上灵宝净明洞神上品经》卷上《入道修己篇》则说:“但愿我赤子,孝顺长在心,居家奉父母,在朝忠于君。不为贪淫行,泄散精与神,福来如流泉,派派自然明。”在净明道仙真们看来,忠孝乃是为人做人的基本准则,是天经地义的事。
在另一方面,净明道又突出强调应当由此进一步去学道致仙,因为父母之身即天尊之身。《太上灵宝净明洞神上品经》卷上《入道真品篇》说:“唯知忠孝,可以学道”;“人之初生,父母遗体,知其所养,知其所贵,知其所事。父母之身,天尊之身,能事父母,天尊降灵。”《净明正印篇》亦说:“真人非难学,学之先以孝。孝弟非难行,顺事父母心,父母本天尊,汝其悟于心。”强调的是唯知忠孝,唯行忠孝,顺事父母,方可以学道,方可能通灵,方可能登真,因为父母之身也是天尊之身。故而《太上灵宝首入净明四规明鉴经》明其章本曰:“学道以致仙,仙非难也。忠孝者先之,不忠不孝而求乎道而冀乎仙,未之有也。”并说:“孝弟道之本,固非强而为得,孝弟推之忠,故积而成行,行备而道日充,是以尚士学道,忠孝以立本也,本立而道日生矣。”中黄先生黄元吉则说:“当知九霄之上,岂有不净不明不忠不孝的神仙也。”此外,修道者还要以己之行化导他人,努力“以吾之忠使不忠之人尽变为忠,以吾之孝使不孝之人尽变为孝”(《太上灵宝首入净明四规明鉴经》)”。
净明道虽然也和儒家一样,都强调立人之道的重要性,但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净明道虽有维护世教即社会伦常的热情,但其旨趣与儒家讲忠孝、以孝道治天下的理想却不完全相同。产生于两宋时期、根植于华夏传统文化土壤的净明道,其所突出强调践行忠孝和学道致仙,并将二者密切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应该是具有其时代背景和现实文化意义的事情。首先,净明道强调是“入吾忠孝大道之门者,皆以祝国寿、报亲恩为第一事。次愿雨旸顺序,年谷丰登,普天率土,咸庆升平”(《净明忠孝全书》卷五)。作为道教祈愿国泰民安的传统,它与其他文化思想的救世情怀也息息相通。滕宾在序中说:“都仙许君以忠孝自修得仙道,入以救世”。而许真君在世人的心目中确也是以救世形象出现的,这比传统道教讲济世的行为和情怀要迫切了许多。净明道之所以如此强调以忠孝为学道之基,倡导忠孝神仙,实意欲通过净明之教以实人伦社会之基,以实文化传统之基,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在对社会做出贡献的前提下求得道教自身的发展。这是华夏历代文人志士,包括历代务道高士的永恒的情结,也是华夏文化精神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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