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
张横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高远志向，至今悬挂于我们头上，如一轮明月，今人虽仰望却难以企及。我们不得不徒壁自穷：“古人把豪言壮语，把世间最美的诗词都用完了。”真的是这样吗？还是我们的思想和理想在倒退？留给我们的是反思！我们有的也许只剩下惭愧！
张横渠之后的王阳明，十二岁起就立志要做圣贤，他终其一生的理想集中于此，并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成为继孔子之后的又一古今完人，其心光明，又复何求。
我们把目光再拉向近代的曾国藩，清末中兴第一名臣，被世人称为半个圣人。曾国藩三十岁时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并立志学做圣贤。最后成功了，。，自认是曾氏的私淑弟子。1917：“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从孔子到范仲淹，张载，朱熹，再从朱熹到王阳明一直到曾国藩，我们看他们成为圣贤的道路，或可发现有一些相通之处，他们的人生历程和轨迹，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地方，他们学习圣贤的方法，仍然值得我们今天效仿。
曾国藩曾经说：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能自立坚卓之志，那么要做圣贤豪杰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孔子说过“我想要仁，仁就来了”，如果我们想做孔孟一样的人，那么我们日日夜夜都会向孔孟学习，别人又怎么可能左右我呢？要是自己没有志向，即便天天与尧舜禹汤住在一起，那最终还会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对我们又有什么用呢？
立志是人生的成功之本。苏轼说：“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王阳明说：“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
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虽任重而道远，虽历千难百折亦不改初衷，其无论是做官还是教学，删述六经，无不围绕这一核心理想而不懈努力。其最终不复梦见周公，终未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和抱负，但他的行为世范和留给我们后人的典籍，却使他成为万世师表的一代圣人。
可见立志的重要，回顾自己，上学直至工作又在立什么志向呢？
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一开始是想当科学家，因为感觉科学家可以发明好多东西啊，似乎可以上天入地，很神奇呀！
，接触了一些伟人，感觉那些伟人太伟大了，更够开天辟地，领导四方百姓，能够一呼百应，所以理想变了，，最小是县长吧！
等上了高中，理想又变了，觉得军人和警察都特威风，如果能成为军人和警察就好了！看他们多神气啊？
等上了大学理想又变了，觉得那些能赚钱的大老板，多气派啊，出入有随从，到哪都开着宝马奔驰，穿着名牌衣服，头梳得油光锃亮，多有派头啊 ！
也因为有了当老板的理想，就开始从销售做起。而从自己的性格和爱好来说，现在想想都是不切实际，
结果虚度了许多光阴，人生一团糟。
可以说直到2016年才让自己幡然醒悟。重新立定志向—志在圣贤。这么高远的志向对于43岁的人来说，似乎已经太晚了。但是古语说：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取法其下不得矣。意思是说，一个人制定了高目标，最后仍然有可能只达到中等水平，而如果制定了一个中等的目标，最后有可能只能达到低等水平。
人生如果要成就一番事功，没有一个高远的志向是万万不能的，这个理想就向远方的灯塔指引着自己的前进的方向，这个理想就像天上的北斗星，让自己永远也不会偏离方向。当你内心的潜意识种下一个粒种子，它迟早会生根发芽！
纵观这些成就圣贤者，无一不是从立定成圣成贤开始！
光有志向，没有行动和具体方法，那又怎么可能成圣贤呢？我们看下他们都做了什么事？
孔子十五岁开始志于学，具体学什么，当时学的六艺，六种技能：礼、乐、射、御、书、数。
中国周朝的贵族教育体系，开始于公元前1046年的周王朝，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乐、射、御、书、数。出自《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就是所说的“通五经贯六艺”的“六艺”。
而其后一生在教学的同时把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编撰删订《六经》上面。这六经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
这六部古书，从远古留存下来，在孔子之前，为王室贵族所有，深为历代统治者所宝重。《国语·楚语上》记载申叔时谈到教育王室公子时所开列的教材即包含了这六部古书。
《礼记.经解》中，提到了《六经》的作用：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於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於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於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於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
可以说从孔子之前的教育开始，对于经典的重视就非同一般，并一直沿传，我想这也正是为什么孔子要重新修订六经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既然要修订六经，孔子对于六经的研读也自然比别人更加勤奋努力，这是毋庸置疑的，韦编三绝就是讲孔子的故事，孔子为读《周易》而多次翻断了编联竹简的牛皮带子。他的勤奋和用功亦由此可见一斑。孔子最重要的一大功绩就是删述六经，使我们炎黄子孙的文化得以承传，绵延不绝。
在其后的历史中，儒学成为官学，也是进入仕途必修的学问。
我们看看下面这些圣贤的读书经历就可略知一二。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范仲淹毅然辞别母亲，前往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投师戚同文门下。 数年寒窗生涯后，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
宋天禧四年（1020年），张载出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青年时喜论兵法，后求之于儒家“六经”，曾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等职。后辞归，讲学关中，故其学派称为“关学”。
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称作“横渠四句”，因其言简意宏，历代传颂不衰。
朱熹——宋朝绍兴五年（1135年），五岁时，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
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52岁时，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合刊，朱熹将《四书》定为封建士子修身的准则，《四书》构成了朱熹的一个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元朝迄至明清，《四书集注》遂长期为历代封建王朝所垂青，作为治国之本，也作为人们思想行为的规范，成为封建科举的标准教科书。
王阳明十二岁时，正式就读师塾。十三岁，一次与塾师先生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他就不同凡俗，认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天下最要紧的是读书做圣贤。
十七岁之后他遍读朱熹的著作，思考宋儒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决心穷竹之理，“格”了三天三夜的竹子，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却因此病倒。从此，王守仁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
后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心学。
曾国藩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
从这些人物当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他们一生学习的过程中都没有离开经典，尤其是儒家的经典，这一方面和科举仕途有关，另一方面也正是经典的熏陶成就了他们的品德和事功。
所以从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得出如果要成就圣贤，求学的捷径就是读经典。在我们的一生中，书籍和学问浩如烟海，我们无法穷尽，只能用有限的时间读人类最高度浓缩且经久不衰的经典。这才是求学之真义，亦是求学之捷径。
这一点对于我们常人来说完全可以躬行而做，无论年龄大小，无论学历高低，只要你有一颗成圣成贤之心就可从此处践行。虽未必能成贤，然朝闻道，夕死可矣。
我们看这些古圣先贤，无论是孔子所提倡君子应具备的仁义礼智信操守，还是孟子所追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也无论是范仲淹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还是张载所追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典范。正因为有这样坚实的道德信仰，一生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才能够成就他们一生的功业和传之后世的学问。也因此他们都可以无愧的说：此心光明，夫复何求！
从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到曾国藩通过每日写日记的方式反省自己的过失，至死不辍。可以说他们都是在和自己做斗争，不断地完善和超越自我，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最终成圣成贤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今天我们这样的凡夫来说，面对物欲纷扰的世界，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要想成圣成贤，必定要在道德修养上下功夫，必定要革除那些贪念物欲，必定要日日改非，日日省过。否则即便有天大的学问，也只是凡夫一个。
我们不一一细数那些过往的所有圣贤，仅仅就上面所列孔子，范仲淹，张载，朱熹，王阳明，曾国藩这几位历史上有代表的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履历中都有当官的这一个阶段。
他们为什么热衷于当官？
从范仲淹小时候就立志当宰相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当官的心态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宋朝的范仲淹小的时候，有一次走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位算命先生，他觉得好玩就问那个算命先生说，「你帮我看一看，我能不能当宰相」，这位算命先生可能这一辈子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小孩子居然开口就说要当宰相，也吓了一跳。跟范仲淹说，「小小年纪，怎么口气这么大？」后来范仲淹有点不好意思，接着又跟他说，「不然这样好了，你再看看，我能不能当医生」。算命先生有一点纳闷，怎么差这么多的志愿，就问他，「你为什么挑这两个志愿？」范仲淹就回答，「因为只有良相跟良医可以救人。
算命先生听完之后很感动，这个孩子念念想着要救人，所以算命先生马上就跟范仲淹说，「你有这一颗心，叫真正的宰相之心，所以你以后一定可以当宰相。
所以后来范仲淹就真的当宰相了。并写就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范仲淹也因此成为受人敬仰的楷模，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圣贤君子。
无论是从春秋时的孔子还是到近代的曾国藩，其实他们当官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自己，而更多的是为了天下苍生。这一点从他们当官的清廉和德行便可以看出。
古语曾经有一句话：人在衙门好修行。
曾仕强教授曾经给了很好的解释：古代的衙门是社会上权利、利益最集中的地方。修行之人，一般都是要遁入空门，远离充满欲望的滚滚红尘。但是古人却告诉我们，人在衙门好修行。当一个人身处权利、利益的中心时，为什么反而会有利于修行呢？
人要为社会服务，最好的方式就是出来当官。我们所怕的，就是当官的人没有良心而已。如果你有权力有资源，然后一切依道而行，按照自然的规律一步一步去享受那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人享受愉快、幸福的生活，这就叫修行。修行就是自己好，别人好，大家都好。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圣贤都要去做官的原因。
对于如今的我们来说，如果有从小做圣贤的志愿，自然也可以效法古人走仕途之路，以利更多苍生。
现在我们比古人其实做官更容易，通过公务员考试就能谋得相应的职位，如能徐图自强，成就更高的权力位置，永葆一颗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心，那就一定能带给社会和人民更多的福祉。
我们知道孔子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而孔子所教主要为六艺和六经。在《论语》中孔子教导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从这些章句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教学的大致范围和内容。
张载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上。他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教育思想，在关中兴教，使“关学”大盛，以德育人，使学者辈出，关中民风为之一变。
朱熹淳熙十年（1183年），在武夷山九曲溪畔大隐屏峰脚下创建武夷精舍，潜心著书立说，广收门徒，聚众讲学。
朱熹长期从事讲学活动，精心编撰了《四书集注》等多种教材，培养了众多人才。他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论述“小学”和“大学”教育，二是关于“朱子读书法”。
王守仁于54岁时，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并在天泉桥留心学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从上述这些圣贤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晚年时把最重要的一部分精力都放在了传授圣贤之学上。
《礼记》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他们可谓一脉传承，都把教化百姓作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在我人生的四十年中，经历了许多职业，直到2016年通过读圣贤经典，方知教学是人生最伟大的职业，教学相长，德艺相进，是通达人生顶峰的最好职业。于私可以养家，于人可以开慧，于国可以荐贤，于后可以示范，于书可以流传，于泽可以惠千秋万代。再无职业有此伟大功业。
在古今完人当中，有三不朽之说，这三不朽即为立德，立功，立言。立德为终其一生之修，立功乃为官成就最快一事，而立说则须德学相进，于人生磨砺坎坷，证悟心得后方能有得。况所说也未必为世人接受传播。以文载之，须历经学人批驳，耐得时日斑驳，经得住实践检测，方终成一说，而广布流泽。
纵观孔子六经，张载理学，朱熹集注，阳明心学 无不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更添新说，终成一代圣哲。这些经典虽历朝代更迭，人世浮波，但终在荡涤后为世人认可，也是我们后人的福泽。惟珍惜继承发扬而弘播，方无愧古圣先贤的智慧福德。
掩卷思索，从上述的脉络中，我们看到了圣贤的求学之路和人生轨迹。如假以时日，深研细化，定能从中学得其中的要妙和诀窍。
近百年来中国教育无语言说，大师不再，几无榜样可戴。以我中华之文明，每百年必有圣贤出现，然今何在？众人期待！果有圣贤能荡涤今日教育之颓势，挽中华先祖之遗风，开圣贤之新气，其功将泽被千秋！其福延子孙慧命，幸哉，盛哉！
谨以此文抛砖引玉，望以微薄之志探求成圣成贤之路。虽步履维艰，作垫石踏底，亦终生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