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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让丁玲吃尽苦头的作品。
《在医院中》发表于1941年《谷雨》创刊号上。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当时的解放日报刊文说：“作者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作者显然忘记了一个事实，忘记了她是在描写一个党的事业的医院……作者是在描写出了一个比牟利为目的的旧式医院还要坏的医院。” 丁玲写了检讨《关于〈在医院中〉》，但由于某些原因，当时这份检讨没有发表。
五十年代的后期，这部小说遭受了更为猛烈的批判。1958年，《》刊文说《在医院中》“集中表现了丁玲对工人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敌视”。
直到八十年代，。
严家炎说：“小说中的陆萍，……她身上所具有的可贵的工作热情，蓬勃的革命朝气，现代的科学知识，连同富于幻想、缺乏锻炼、感情脆弱等弱点，在当时的革命青年中都有相当的代表性”；“陆萍与周围环境的矛盾，……乃是和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相联系着的现代科学文化要求，与小生产者的愚昧无知、褊狭保守、自私苟安等思想习气所形成的尖锐对立。”黄子平认为这篇小说是：“一个自以为‘健康’的人物，力图治愈‘病态’的环境，却终于被环境所治愈的故事。”
2007年，丁玲当年的检讨《关于〈在医院中〉》被发现，经整理后公开发表。
时至今日，每年依然有很多关于这篇小说的研究。学者们从性别意识、女权主义等各种方面去阐述和评论。说实话，这些充满了“主体”、“困惑”、“断裂”等字眼的、深奥的文学评论，我真心看不太懂。让我感觉很遗憾的是，这么多年来，就没有什么人从医疗管理的角度分析这篇名为《在医院中》的小说。
在我看来，这篇小说蛮简单的，原本理解起来就并不困难。而结合当下，再读这篇小说，更是有一种历史穿越的亲切感觉：当年的丁玲是在预言今日的情形么？
在医言医，拐弯抹角的文学评论咱们就免了。医改持续这些年，有一些成绩，但医界苦闷的“陆萍”不在少数。“陆萍”们充满理想和热情，却被现实撞的（或被医闹砍的）头破血流。如何抚慰“陆萍”们心理创伤、调动“陆萍”们的积极性，是摆在“医改专家”面前、必须被正视的重要课题。
还能说啥呢？大家一起再来读读这篇《在医院中》吧。
短篇小说《在医院中》（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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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陆萍是上海一个产科学校毕业的学生，是依照她父亲的理想，才进去了两年，她自己就感到她是不适宜于做一个产科医生。她对于文学书籍更感到兴趣：她有时甚至讨厌一切医生，但仍整整住了4年。八一三的炮火把她投进了战争，她到伤兵医院去服务，耐心的为他们洗换，替他们写信给家里，常常为了一点点的须索奔走。她象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看护着他们。他们也把她当着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依靠着。他们伤好了，她为他们愉快。可是他们走了，有的向她说了声再会，也有来一封道谢的信，可是也就不会再有消息。她便悄悄的拿回那寂寞的感情，再投掷到新来的伤兵身上。这样的流浪生活，几乎消磨了一整年，她受了很多的苦，辗转的跑到了延安，才做了抗大的学生。她自己感觉到在内在的什么地方有些改变，她用心的啃着从未接触过的一些书籍，学着在很多人面前发言。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她很年轻，才20岁，自恃着聪明，她满意这生活，和这生活的道路。她不会浪费她的时间，和没有报酬的感情。在抗大又住了一年，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而这时政治处的主任找她谈话了，为了党的需要，她必须脱离学习到离延安40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而且医务工作应该成为她终身对党的贡献的事业。她声辩过，说她的性格不合，她可以从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甚至她流泪了。但这些理由不能够动摇那主任的决心，就是不能推翻决议。除了服从没有旁的办法。支部书记也来找她谈话，小组长成天盯着她谈。她讨厌那一套。那些理由她全懂，事实是要她割断这一年来她所憧憬的光明前途，又重复回到旧有的生活，她很明白，她决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她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产婆，或者有没有都没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己套上来的？她只有去，但她却说好只去做一年。而且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伊里基不说过吗？“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于是她到医院来了。
院长是一个四川人，种田的出身，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军队里工作得很久。他对医务完全是外行。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须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象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钉着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但他是很忙的，他不能同她多谈。对面屋子里住得有指导员，她可以去找他。于是他不再望她了，端坐在那里，也并不动手作别事。
指导员黄守荣同志，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慎，却又很爱说话，衣服穿得很整齐。表观一股很朴直很幼稚的热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
他告诉她这里的困难，第一，没有钱，第二，刚搬来，群众工作还不好，动员难，第三，医生太少，而且几个负责些的都是外边刚来的，不好对付。
把过去历史，做过连指导员的事也同她说了。他是多么想到连上去呵。
从指导员房里出来之后，在一个下午还遇了几个有关系的同事。那化验室的林莎，在用一种怎样敌意的眼睛来望她。林莎有一对细的弯的长眼，笑起来的时候眯成一条半圆形的线，两角往下垂，眼皮微微肿起，露出细细的引逗人的光辉。好似在等着什么爱抚，好似在问人：“你看，我还不够漂亮么？”可是她对着刚来的陆萍，眼睛只显出一种不屑的神气：“哼！什么地方来的这产婆，看那寒酸样子！”她的脸有很多的变化，有时象一朵微笑的花，有时象深夜的寒星。她的步法非常停当。用很慢的调子说话，这种沉重又显得柔媚，又显得傲慢。
陆萍只憨憨的对她笑，心里想；“我会怕你什么呢，你敢用什么来向我骄傲？我会让你认识我。”她既然有了这样的信心，她就要做到。
又碰到一个在抗大的同学，张芳子，她在这里做文化教员。这个常常喜欢在人面前唱唱歌的人，本来就未引起过她的好感的。这是一个最会糊糊涂涂的懒惰的打发去每一个日子的人。她有着很温柔的性格，不管伸来怎样的臂膀，她都不忍心拒绝的，可是她却很少朋友，这并不会由于她有什么孤僻的性格，只不过因为她象一个没有骨头的人，烂棉花似的没有弹性，不能把别人的兴趣绊住。陆萍在刚看见她时，还涌起一阵欢喜，可是再看看她那庸俗的平板的脸孔时，心就象沉在海底下似的那末平稳，那末凉。
她又去拜访了产科主任王梭华医生，她有一位浑身都是教会女人气味的太太——她是小儿科医生。她总用着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象一个受惩的仙子下临凡世，又显得慈悲，又显得委屈。只有她丈夫给了陆萍最好的印象，这是一个有绅士风的中年男子，面孔红润，声音响亮，时时保持住一种事务上的心满意足，虽说她看的出他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然而却有精神，对工作热情，她并不喜欢这种人，也不需要这种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上她是乐意和这人合作的。她不敢在那里坐的很久，那位冷冷的坐在侧边的夫人总使她害怕，即使在她和气和做得很明朗的气氛之下，她也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
不管这种种的现象，曾给与她多少不安和傍徨，然而在睡过了一夜之后，她都把它象衫袖上的尘土抖掉了。她理性的批判了那一切。她又非常有原气的跳了起来，她自己觉得她有太多的精力，她能担当一切。她说，让新的生活好好的开始吧。
三
每天把早饭一吃过，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故，她可以不等主任医生，就轮流到五间产科病室去察看。这儿大半是陕北妇女，和很少的几个xx，xx或xx的学生。她们都很欢迎她，每个人都用担心的，谨慎的眼睛来望她，亲热的喊着她的名字，琐碎的提出许多关于病症的问题，有时还在她面前发着小小的脾气，女人的爱娇。每个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象这样的情形在刚开始，也许可以给人一些兴奋和安慰，可是日子长了，天天是这样，而且她们并不听她的话。她们好象很怕生病，却不爱干净，常常使用没有消毒过的纸，不让看护洗濯，生产还不到三天就悄悄爬起来自己去上厕所，甚至她们还很顽固。实际她们都是做了母亲的人，却要别人把她们当着小孩子看待，每天重复着那些叮咛的话，有时也得假装生气，但结果房子里仍旧很脏，做勤务工作的看护没有受过教育，什么东西都塞在屋角里。洗衣员几天不来，院子里四处都看得见有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她没办法，只好带上口罩，用毛巾缠着头，拿一把大扫帚去扫院子。一些病员，老百姓，连看护在内都围着看她。不一会，她们又把院子弄成原来的样子了。谁也不会感觉的有什么抱歉。
除了这位张医生的老婆之外，还有一位不知是哪个机关的总务处长的老婆也在这里。她们都是产科室的看护，她们一共学了三个月看护知识，可以认几十个字，记得十几个中国药名。她们对看护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可是她们不能不工作。新的恐惶在压迫着。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自然这里面也不缺少真正的觉悟，愿意刻苦一点，向着独立做人的方向走，不过大半仍是又惊惶，又懵懂。这两位夫人，尤其是那位已经有了二十六七岁的总务处长的夫人摆着十足的架子，穿着自制的中山装，在稀疏的黄发上束上一根处女带，自以为漂亮满想骄傲一下的那么凸出肚皮在院子中摆来摆去。她们毫无服务的精神，又懒又脏，只有时时于鞋袜的缝补，衣服的浆洗才表示无限的兴趣。她不得不催促她们，催促不成就只好代替，她为了不放心，也只得守着她们消毒，替孩子们洗换，做棉花球，卷纱布。为了不愿使病人产妇多受痛苦，便自己去替几个开刀了的，发炎的换药，这种成为习惯了的道德心，虽不时髦，为许多人看不起，而在她却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养成。
一到下午，她就要变得愉快些，这是说当没有产妇临产而比较空闲的时候。她去参加一些会议，提出她在头天夜晚草拟的一些意见书。她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她得到过一些拥护，常常有些医生，有些看护来看她，找她谈话，尤其是病员，病员们也听说了她常常为了他们的生活管理，和医疗的改善与很多人冲突，他们都很同情她，但她已经成为医院里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在看着是不成问题了的。
其实她的意见已被大家承认是很好的，也决不是完全行不通，不过太新奇了；对于已成为惯例的生活中就太显的不平凡。但做为反对她的主要理由便是没有人力和物力。
而她呢，她不管，只要有人一走进产利室，她便会指点着：“你看，家具是这样的坏。这根唯一的注射针已经弯了。而医生和院长都说要学着使用弯针，橡皮手套破了不讲它，不容易补，可是多用两三斤炭是不可以的。这房子这样冷，如何适合于产妇和落生婴儿……”她带着人去巡视病房，好让人知道没有受过教育的看护是不行的。她形容这些病员的生活，简直是受罪。她替她们要清洁的被袄，暖和的住室，滋补的营养，有次序的生活。她替他们要图画、书报，耍有不拘形式的座谈会，和小型的娱乐晚会………
听的人都很有兴趣的听她讲述，然而除了笑一笑以外再没什么有用处的东西。
然而也决不是毫无支持，她有了两个朋友。她和黎涯是在很融洽的第一次的接谈中便结下了坚固的友谊。这位在外科室做助手的同属于南方的姑娘，显得比她结实、单纯、老练。她们两人谈过去，现在，将来，尤其是将来。她们织着同样的美丽的幻想。她们评鉴着在医院的一切人。她们奇怪为什么有那末多的想法都会一样，她们也不去思索，便又谈下去了。
除了黎涯之外，还有一位常常写点短篇小说或短剧的外科医生郑鹏。他在手术室里是位最沉默的医生。他不准谁多动一动。有着一副令人可怕的严肃面孔，他吝啬到连两三个宇一句的话也不说，总是用手代替说话。可是谈起闲天来便漫无止境了，而且是很长于描绘的。
每当她在工作的疲劳之后，或者当感觉到在某些事上，在某些环境里受着一些无名的压迫的时候，总不免有些说不出的抑郁，可是只要这两位朋友一来，她可以任情的在他们面前抒发，她可以稍稍把话说的尖刻一点，过分一点，她不会担心他们不了解她，歪曲她，指摘她，悄悄去告发她。她的烦恼便消失了，而且他们计划着，想着如何把环境弄好，把工作做的更实际些。两个朋友都说了她：说她太热情，说热情没有通过理智便没有价值。
她们也谈医院里发生的一些小新闻，譬如林莎到底会爱谁呢？是院长，还是外科主任，还是另外的什么人。她们都讨厌医院里关于这新闻太多或太坏的传说，简直有故意破坏院长威信的嫌疑，她们常常为院长和林莎辩护，然而在心府里，三个人同样讨厌着那善于周旋的女人，而对院长也毫不能引起尊敬。尤其在陆萍，几乎对林莎有着不可解释的提防。
医院里还传播着指导员老婆打了张芳子耳光的事。，所以张芳子便被调到兵站上的医务所去了。而且大家猜测着她在那里也住不长。她会重复着这些事件。
医院里大家都很忙，成天嚷着技术上的学习，常常开会，可是为什么大家又很闲呢，互相传播着谁又和谁在谈恋爱了，谁是党员，谁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有问题，那就有嫌疑！……
现在也有人在说陆萍的闲话了，已经不是关于那些建议的事，她对于医院的制度，设施，谈得很多，起先还有人说她放大炮，说她热心，说她爱出风头，慢慢也成了老生常谈，不人为人所注意。纵使她的话还有反响，也不能成为不可饶赦，不足以引起诽谤。可是现在为了什么呢，她竟常常被别人在背后指点着，甚至躺在床上的病人，也听到一些风声，暗暗的用研究的眼光来望她。
但敏感的陆萍却一点也没有得到暗示，她仍在兴致很浓厚的去照顾着那些产妇，那些婴儿，为着她们一点点的须索，去同管理员，总务处，，甚至院长去争执。在寒风里，束紧了一件短棉衣，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脸都冻肿了。脚后跟常常裂口。她从没有埋怨过。尤其是夜晚。有大半数的夜晚她得不到整晚的睡眠，有时老早就有一个产妇等着在夜晚生，有时半夜被人叫醒，那两位看护的胆子很小，黑夜里不敢一人走路，她只好就在那可以冻死人的深夜里到厨房去打水。接产室虽然烧了一盆炭火，而套在橡皮手套的手，常常冰得发僵，她心里又急，又不敢露出来，只要不是难产，她就一个人做了，因为主任医生住得很远，她不愿意在这样的寒夜里去惊醒他。
她不特是对她本身的工作，仍然抱着服务的热忱，而且她很愿意得到更多的经验在其它的技术上，所以她只要逢到郑鹏施行手术的时候，恰巧她又没有工作，她便一定去见习。她以为外科在战争时期是最需要的了。假如她万不得已一定要做医务工作的时候，做一个外科医生比做产婆好得多，那末她可以到前方去，到枪林弹雨里奔波忙碌，她总是爱飞。总不满于现状。最近听说郑鹏有个大开刀，她正准备着如何可以使自己不失去这一个机会。
五
陆萍像害了病似的几天没有出来，医院里的流言却四处飞。
这些话并不相同。有的说她和郑鹏在恋爱，她那夜就发疯了，现在还在害相思病。有的说组织不准他们恋爱，因为郑鹏是非党员，历史不明。
陆萍自己无法听这些，她只觉得自己脑筋混乱。现实生活使她感到太可怕。她想为什么那晚有很多人在她身旁走过，却没有一个人援助她。她想院长为节省几十块钱，宁肯把病人，医生，看护来冒险。她回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于革命有什么用？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她踌躇着，她问她自己，是不是我对革命有了动摇呢。
旧有的神经衰弱症又来缠着她了，她每晚都失眠。
支部里有人在批评她。小资产阶级意识，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等等的帽子都往她头上戴，总归就是说党性不强。院长把她叫去说了一顿。
病员们也对她冷淡了，说她浪漫。
是的，应该斗争呀！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人吗？要是她不同他们斗争，便应该让开，便不应该在这里使人感到麻烦。那么，她该到什么地方去？她拼命地想站起来，四处走走，她寻找着刚来的这股心情。她成天锁紧了眉毛在窑洞里冥想。
郑鹏黎涯两人也奇怪为什么她一下就衰弱下去。他们常常来同她谈天，替她减少些烦闷，而谴责却更多了。甚至连指导员也相信了那些谣传而正式地责问她，为恋爱而妨害工作是不行的。这样的谈话，虽使她感到惊讶与被侮辱，却又把她激怒起来，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摘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
现在她似乎为另一种力量支持着，只要有空便到很多病房去，搜集许多意见，她要控告他们。她到了第六号病房，那里住有一个没有脚的害疟疾病的人。他没有等她说话，就招呼她坐，用一种家里人的亲切来接待她。
“同志！我来医院两个多星期了，听到些别人说你的事，那天就想和你谈谈，你来得正好，你不必同我客气，我得靠着才能接待你。我的双脚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医务工作不好，没有人才，冤冤枉枉就把双脚锯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三年了。那时许多夜只想。”
陆萍不懂得如何安慰他，便说：“我实在呆不下去了。我们这医院像个什么东西！”
“同志，现在，现在已算好的了。来看，我身上虱子很少。早前我为这双脚住医院，几乎把我整个人都喂了虱子呢。你说院长不好，可是你知道他过去是什么人，是不识字的庄稼人呀！指导员不过是个看牛娃娃，他在军队里长大的，他能懂得多少？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么？这个作风要改，对，可是那么容易么？你是一个好人，有好的气质，你一来我从你脸上就看出来了。可是你没有策略，你太年轻，不要急，慢慢来，有什么事尽管来谈谈，告告状也好，总有一点用处。”他呵呵地笑着，望着发愣的她。
“你是谁？你怎么什么都清楚。我要早认识你就好了。”
“谁都清楚的，你去问问伙夫吧。谁告诉我这些话的呢？谁把你的事告诉我的呢？这些人都明白的，你应该多同他们谈谈才好。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否则你会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环境里，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
她觉得这简直是个怪人，便不离开。他像同一个小弟妹们似的向她述说着许多往事。一些看来太残酷的斗争。他解释着，鼓励着，耐心地教育着。她知道他过去是一个学生，到苏联去过，现在因为残废了就编一些通俗读本给战士们读。她为他流泪，而他却似乎对本身的荣枯没有什么感觉似的。……
没有过几天，。她并没去控告。但经过几次说明和调查，她幸运地是被了解着的。她要求再去学习的事被准许了。她离开医院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化冰，然而风刮在脸上已不刺人。她真真的用迎接春天的心情离开这里。虽说黎涯和郑鹏都使她留恋，她却只把那个没有双脚的人的谈话转赠给他们。
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
（1982年丁玲同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谈话时，有人问：“《在医院中》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丁回答：“就是小说中最后的那一句话：‘人是在艰苦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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