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师力斌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杜甫也是自由的诗人。古代的诗歌虽然有格律的要求，但那些形式对于杜甫都没有太多限制，其辞章与韵律都飞扬于语言之维的内外，汉语的潜能被一遍遍释放出来，形成不拘一格的体例。
中国好的作家与诗人，文字里常带奇气。凡俗之间翻出新意，就打开了语言之门。我曾经说鲁迅的散文诗是“一腔多调，一影多形”，词语的迷宫里有幽玄的思想流溢。这与杜甫的辞章的运用有异曲同工之妙。师力斌将杜甫诗歌里的审美奥秘之一总结为“矛盾修辞”，看到了审美的核心之所。
新文学的出现，在体式上已经不同于古代诗文，彼此确乎不在一个空间，几千年的辞章经验便不幸断裂了。但细细看来，散文、随笔略好一点，在语体文中出现一些古文的句式，是自然的事。独有新诗，则怠慢了诗经以来的一些精义，与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过一些新诗，几乎无法转换古诗词的韵致，笔调多还是从译诗中启示过来的。新诗作者不再关心古诗词，已经被诟病过多年。至于克服此一缺陷的办法，无论是诗人还是批评家，好似一直没有找到。
我们的古人是很重视诗文的承传的。比如宋代以后，文人暗接杜甫传统者甚多。苏轼、黄庭坚言及杜甫，都能够从意境与文体中得其妙处。但到了民国，新文人对于杜诗多留在学术层面思之，于新诗中延其文脉者寥寥。何以如此?诗人们好似没有深思于此。最近，师力斌先生著《杜甫与新诗》一书，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本书不妨说是对新诗史的一种总结，又能独辟蹊径，认为不仅就思想性而言，从技巧来说，新诗可以借鉴杜诗者的路不止一条。人们多年间的疑惑，也瞬间冰释。
师力斌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杜甫也是自由的诗人。古代的诗歌虽然有格律的要求，但那些形式对于杜甫都没有太多限制，其辞章与韵律都飞扬于语言之维的内外，汉语的潜能被一遍遍释放出来，形成不拘一格的体例。作者说：“杜诗的好，不全来自对仗、平仄与押韵。杜诗丰富的技巧，可对应于新诗的字词、句法、结构等技巧，即使减却其韵律平仄，拿掉对仗，也不失诗意。”我们的作者在深读作品的时候发现，杜诗的变幻莫测之风，既有精神的幽深，也有表达的自如。“杜甫可谓诗歌散文化的先行者和倡导者，下开宋诗以议论为诗的先河”。他引用王力先生的观点，从诗词内在结构出发，看到超越法度的可能性。应当说，对于有文体意识的人而言，这样的发现，开阔了审美的空间。
汉语的特点是字本位，字与字、词与词间，因为平仄不同，在搭配里有千变万化。自从人们重视佛经翻译的经验与方言的借用，文学的词语暗自生长，其内蕴深入到了广远之所，遂催生出新的艺术。六朝以后，诗文的起伏之韵，跳跃之思，流光逶迤而灿烂。但这种气象，到了近代已经式微，除了极少数人，士大夫已经多无此种遗风。师力斌是有历史感的人，不像一般批评家那样静止地看待当代作品，有一个整体的文学观。从许多文本里能够跳出来，古今对照，读出了作家写作中的问题。比如面对新诗，觉得好处是可以自如往来，不拘俗套，但炼字炼句的特征消失，意象也随之单薄起来，遂失去了古诗的某种悠远、神妙之趣。师力斌认为：“只讲自由，不讲规矩，诗语失范，特别是口水诗的泛滥，给新诗带来恶劣影响，致使许多新诗读者大倒胃口。”这样的感叹，不懂文学史者是不会有的。
我年轻时读胡适的《尝试集》，觉得过于直白，可回味的意味殊少，于是不再有翻阅的欲望。只有艾青、穆旦的诗歌，唤起了我的一种内觉，仿佛看到了白话诗的潜能。汉语自身的特点，使其表述空间颇为辽阔。词语的组合，概念的对应，名词与动词的神接，都有不可思议的变化之径，但并非人人能够运用自如。郭沫若的《女神》乃情感的涌流，因为没有节制，审美的天平是倾斜的。冯至的《十四行集》固然有其佳处，却不及古诗的隽永之气，神思被词语所囿，未能出现大的气象。至于何其芳诗的平直，田间作品的单一，那就离美的境界很远了。
中国好的作家与诗人，文字里常带奇气。凡俗之间翻出新意，就打开了语言之门。我曾经说鲁迅的散文诗是“一腔多调，一影多形”，词语的迷宫里有幽玄的思想流溢。这与杜甫的辞章的运用有异曲同工之妙。师力斌将杜甫诗歌里的审美奥秘之一总结为“矛盾修辞”，看到了审美的核心之所。杜诗里常见对立情感的交织，对仗之中，悲欣互视;晦明之间，杂味悉生。新诗其实也可以很好借用类似的手法，师力斌在穆旦、海子等人的作品里，看到了这种可能，虽然新的诗人的摸索还带着稚气，但几代人的探索是重要的。从百年新诗发展中看来，翻译体的作品影响最大，好的诗人多是翻译家，他们有双语的经验。但旧学修养不足，是一个大的问题。难怪王家新说新诗的现代性是出了问题的现代性，这类感叹，无疑也带有危机意识。
艺术里的出新，其实是对于审美惯性的克服。里尔克在描述塞尚作品时，发现其画面的诱人在于存在着无色之色。“在他极度敏感的眼光下，灰色作为颜色是不存在的，他挖掘进去，发现紫色和蓝色、红色和绿色，尤其是紫色”。这与诗歌里的词外之词，可以说是一致的。中国古人很会运用这样的审美暗示，钱锺书讨论“通感”，其实也涉及类似的话题。古人的经验，在白话文里延伸起来较易，于新诗中生长起来则有些难度。我们看知堂的文章，明人的意味隐约飘动，古今的辞章天然一体，颇为老到。但他写的新诗，就失之简单，似乎被什么抑制住了。新诗的难度有时甚于散文、小说，故每有进步，都带着跋涉的艰辛。
木心先生说：“读杜诗，要全面，不能单看他忧时、怀君、记事、刺史那几方面。他有抒情的，唯美的，甚至形式主义的很多面。”这是对的。杜甫与新诗的话题可做深思的地方很多，这里有思想境界的温习，也有感知方式的参悟，古人对此早有恰当之论。新诗从杜诗那里的确可以学到许多审美经验，如《杜甫与新诗》的作者所云，名词意象的运用，明喻、暗喻、借喻、博喻、倒喻的穿梭，音乐感的流动，都可刺激新诗作者寻找恰当的辞章之路。任何杰出的诗人，都多少拖着前人的形影，又走在无路之途的。打通古今，是人们常说的话，但在新诗方面却成绩不佳。不过，从杜诗的传统看文学的未来，以往的悲观也大可不必。年轻的诗人们，不会总在狭的笼中。
（孙郁，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