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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杜诗的回音里

2024-08-19 13:52:00

导读: 师力斌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杜甫也是自由的诗人。古代的诗歌虽然有格律的要求,但那些形式对于杜甫都没有太多限制,其辞章与韵律都飞扬于语言之维的内外,汉语的潜能被一遍遍释放出来,形成不拘一格的体例。

中国好的作家与诗人,文字里常带奇气。凡俗之间翻出新意,就打开了语言之门。我曾经说鲁迅的散文诗是“一腔多调,一影多形”,词语的迷宫里有幽玄的思想流溢。这与杜甫的辞章的运用有异曲同工之妙。师力斌将杜甫诗歌里的审美奥秘之一总结为“矛盾修辞”,看到了审美的核心之所。

新文学的出现,在体式上已经不同于古代诗文,彼此确乎不在一个空间,几千年的辞章经验便不幸断裂了。但细细看来,散文、随笔略好一点,在语体文中出现一些古文的句式,是自然的事。独有新诗,则怠慢了诗经以来的一些精义,与古人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年轻的时候也写过一些新诗,几乎无法转换古诗词的韵致,笔调多还是从译诗中启示过来的。新诗作者不再关心古诗词,已经被诟病过多年。至于克服此一缺陷的办法,无论是诗人还是批评家,好似一直没有找到。

我们的古人是很重视诗文的承传的。比如宋代以后,文人暗接杜甫传统者甚多。苏轼、黄庭坚言及杜甫,都能够从意境与文体中得其妙处。但到了民国,新文人对于杜诗多留在学术层面思之,于新诗中延其文脉者寥寥。何以如此?诗人们好似没有深思于此。最近,师力斌先生著《杜甫与新诗》一书,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本书不妨说是对新诗史的一种总结,又能独辟蹊径,认为不仅就思想性而言,从技巧来说,新诗可以借鉴杜诗者的路不止一条。人们多年间的疑惑,也瞬间冰释。

师力斌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杜甫也是自由的诗人。古代的诗歌虽然有格律的要求,但那些形式对于杜甫都没有太多限制,其辞章与韵律都飞扬于语言之维的内外,汉语的潜能被一遍遍释放出来,形成不拘一格的体例。作者说:“杜诗的好,不全来自对仗、平仄与押韵。杜诗丰富的技巧,可对应于新诗的字词、句法、结构等技巧,即使减却其韵律平仄,拿掉对仗,也不失诗意。”我们的作者在深读作品的时候发现,杜诗的变幻莫测之风,既有精神的幽深,也有表达的自如。“杜甫可谓诗歌散文化的先行者和倡导者,下开宋诗以议论为诗的先河”。他引用王力先生的观点,从诗词内在结构出发,看到超越法度的可能性。应当说,对于有文体意识的人而言,这样的发现,开阔了审美的空间。

汉语的特点是字本位,字与字、词与词间,因为平仄不同,在搭配里有千变万化。自从人们重视佛经翻译的经验与方言的借用,文学的词语暗自生长,其内蕴深入到了广远之所,遂催生出新的艺术。六朝以后,诗文的起伏之韵,跳跃之思,流光逶迤而灿烂。但这种气象,到了近代已经式微,除了极少数人,士大夫已经多无此种遗风。师力斌是有历史感的人,不像一般批评家那样静止地看待当代作品,有一个整体的文学观。从许多文本里能够跳出来,古今对照,读出了作家写作中的问题。比如面对新诗,觉得好处是可以自如往来,不拘俗套,但炼字炼句的特征消失,意象也随之单薄起来,遂失去了古诗的某种悠远、神妙之趣。师力斌认为:“只讲自由,不讲规矩,诗语失范,特别是口水诗的泛滥,给新诗带来恶劣影响,致使许多新诗读者大倒胃口。”这样的感叹,不懂文学史者是不会有的。

我年轻时读胡适的《尝试集》,觉得过于直白,可回味的意味殊少,于是不再有翻阅的欲望。只有艾青、穆旦的诗歌,唤起了我的一种内觉,仿佛看到了白话诗的潜能。汉语自身的特点,使其表述空间颇为辽阔。词语的组合,概念的对应,名词与动词的神接,都有不可思议的变化之径,但并非人人能够运用自如。郭沫若的《女神》乃情感的涌流,因为没有节制,审美的天平是倾斜的。冯至的《十四行集》固然有其佳处,却不及古诗的隽永之气,神思被词语所囿,未能出现大的气象。至于何其芳诗的平直,田间作品的单一,那就离美的境界很远了。

中国好的作家与诗人,文字里常带奇气。凡俗之间翻出新意,就打开了语言之门。我曾经说鲁迅的散文诗是“一腔多调,一影多形”,词语的迷宫里有幽玄的思想流溢。这与杜甫的辞章的运用有异曲同工之妙。师力斌将杜甫诗歌里的审美奥秘之一总结为“矛盾修辞”,看到了审美的核心之所。杜诗里常见对立情感的交织,对仗之中,悲欣互视;晦明之间,杂味悉生。新诗其实也可以很好借用类似的手法,师力斌在穆旦、海子等人的作品里,看到了这种可能,虽然新的诗人的摸索还带着稚气,但几代人的探索是重要的。从百年新诗发展中看来,翻译体的作品影响最大,好的诗人多是翻译家,他们有双语的经验。但旧学修养不足,是一个大的问题。难怪王家新说新诗的现代性是出了问题的现代性,这类感叹,无疑也带有危机意识。

艺术里的出新,其实是对于审美惯性的克服。里尔克在描述塞尚作品时,发现其画面的诱人在于存在着无色之色。“在他极度敏感的眼光下,灰色作为颜色是不存在的,他挖掘进去,发现紫色和蓝色、红色和绿色,尤其是紫色”。这与诗歌里的词外之词,可以说是一致的。中国古人很会运用这样的审美暗示,钱锺书讨论“通感”,其实也涉及类似的话题。古人的经验,在白话文里延伸起来较易,于新诗中生长起来则有些难度。我们看知堂的文章,明人的意味隐约飘动,古今的辞章天然一体,颇为老到。但他写的新诗,就失之简单,似乎被什么抑制住了。新诗的难度有时甚于散文、小说,故每有进步,都带着跋涉的艰辛。

木心先生说:“读杜诗,要全面,不能单看他忧时、怀君、记事、刺史那几方面。他有抒情的,唯美的,甚至形式主义的很多面。”这是对的。杜甫与新诗的话题可做深思的地方很多,这里有思想境界的温习,也有感知方式的参悟,古人对此早有恰当之论。新诗从杜诗那里的确可以学到许多审美经验,如《杜甫与新诗》的作者所云,名词意象的运用,明喻、暗喻、借喻、博喻、倒喻的穿梭,音乐感的流动,都可刺激新诗作者寻找恰当的辞章之路。任何杰出的诗人,都多少拖着前人的形影,又走在无路之途的。打通古今,是人们常说的话,但在新诗方面却成绩不佳。不过,从杜诗的传统看文学的未来,以往的悲观也大可不必。年轻的诗人们,不会总在狭的笼中。

(孙郁,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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